国家主席董必武的三位夫人
05-30
董必武
董必武和结发妻子黄俊贞（她是最早支持董必武投身革命的人）
已故国家主席董必武女儿董楚青，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她著述颇丰，其中1982年出生版的《忆我的爸爸董必武》（花城出版社）一书，一版再版，深受读者喜爱。董楚青在书中《我的名字的来由》一文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的名字各取了她们的一个字做纪念。我不知她们的全名，也不知道她们的模样。她们已先后去世多年了，但我确信妈妈说的，她们也是我的母亲。我的名字凝聚了爸爸妈妈对她们的怀念之情，所以我喜欢这个名字。从这段话不难读出，董必武曾经结过三次婚，董楚青除生身母亲何莲芝外，还有两位妈妈。那么，董老夫妇曾深切怀念的，董楚青又以名字铭念的两位女性究竟是谁呢？
悼亡词汇更迟迟——董必武的结发妻子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城南街一个穷教书先生家庭。董必武大号壁伍取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连珠”句。辛亥革命前，为了表示决心革命武力救国的远大志向和抱负，毅然改名“必武”。
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是秀才，四叔董基明也是秀才，都是以教书为业。1903年，董必武也考取了秀才。家里人得信十分高兴，全家出动，加上左邻右舍一群人站在街口，举着鞭炮准备迎接新秀才，董必武听说后，却绕小路回了家。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省城第一中学堂，被湖广总督瑞澄保奏为拔贡。他不愿在“功名”场中混迹，回到了家乡。11月，经亲戚说媒，24岁的董必武娶了本县高桥区黄家田村的黄俊贞。黄俊贞是户殷实人家的姑娘，知书达礼，她是最早支持董必武投身革命的人。是董家第一个放脚剪发的女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第三天闻讯后欣喜若狂，拿取剪刀剪掉长辫，决心和清廷誓不两立。当天，征得妻子黄俊贞的同意，收拾行装连夜赶到武汉，在汉口军政府军需部任职。董必武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大家庭，小家庭他就顾不上了。
在董家，黄俊贞的处境十分艰难。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黄俊贞受到族中人的歧视。不久，黄俊贞喜得一子，一些族中人又是妒忌。孩子后来生病了，无人帮忙料理，又无钱医治，不幸夭折。此后，黄俊贞便常回娘家住，董必武回来了她才到董家。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遭到黎元洪势力的排挤，他干脆请假回家探亲。夫妻相拥而泣，董必武诉说革命的艰难，黄俊贞诉说生活的遭遇。不久，董必武带着黄俊贞又来到了武汉，他先是教书，后来当律师，再到政府任职，恩爱夫妻渡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从清末秀才进步到改良主义者，又从旧民主主义者发展到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谛造者之一，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寻求真理经过了曲折而艰难的历程。
1927年，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之下，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詹大悲、李汉俊相继遇害，董必武也被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逃亡日本，他黄安老家随即被国民党查封，多位亲属被害，可怜黄俊贞也被迫逃亡，东躲西藏终日惶惶，主要靠董必武的同乡密友潘怡如等人照顾。夫妻这一别是十年之久。
十年之后的1937年7月，董必武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长江一带党的工作。这时候，董必武得知黄俊贞还活着，并且就住在武汉，已与何莲芝结婚的董必武心里十分难受。征得周恩来主任的同意，他买了件粉色的旗袍去看望黄俊贞。他知道黄俊贞喜欢粉色，她穿粉色也好看。董必武买给儿子的礼物是一件粉嫩的小裙，这是何莲芝取笑董必武不会买东西的典型事例。后来他出访欧洲，带给上中学的女儿一件粉色的上衣。粉色是董必武心中的一个情结。此后，董必武常抽空去看望黄俊贞，照顾她的生活。
一天晚上，董必武走进家门，看见何莲芝正抱着儿子（董良羽），他一反常态地说：“我去看了一个孤老太太，她一生支持革命，单身一人，无儿无女，生活上没有照顾，精神上也孤独。我们把良羽送给她吧！”何莲芝一愣，生活稍有安稳，董必武又五十多岁了，怎么能把孩子送人呢？她看到董必武严肃认真的神情，就说：“好，只要她是革命的就行！”何莲芝把孩子放在床上坐好，牵牵孩子的衣服，又摸摸孩子的头，说：“我给他收拾一下衣服。”董必武在屋里闷声走来走去，他突然问：“你真的愿意吗？”何莲芝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交给支持革命一生的人管，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董必武转身抱起床上的孩子，亲着孩子的脸蛋说：“我跟你开个玩笑。”董必武指的革命一生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结发妻子黄俊贞。
不久，深明大义又深情不露的黄俊贞回到了黄安老家。其间，他们有过书信往来。黄俊贞只字不提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只希望得到一张他儿子的照片。董必武忘不了黄俊贞微薄的要求，几次托人带去信和照片，可遗憾的是，信和照片始终未能到达黄俊贞老人的手里。1943年冬天一个大雪飞舞的日子，照片和信终于带到了黄家田村，但是黄俊贞已忧郁而死。黄俊贞最终没有看到照片和信，董必武却得到了黄俊贞去世的消息。对于这段不了情，董必武常常感到深深的愧疚。他常对孩子说：“乡下还有一个好心的老人，父亲欠她的债，等革命胜利后，父亲要偿还的。”但不等革命胜利，她却走了。负疚的心情深深压迫着他，打击着他。他含泪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悼亡词（此词未公开发表过，原稿保存在董楚青手中），词曰：
嫁得黔喽三十二年，年年月月动忧端。望夫有石堪摩抚，思子无台可往还。海上栖身良辛尔，山中避寇更凄然。从今脱却愁城去，伴姊自游在西天。莅苒冬春谢不知，悼亡词汇更迟迟。客中在壁无遗挂，梦里还乡见彼帷。冬雪高桥寒柳折，清风字水白杨悲。为君不及营斋奠，注目存形旦暮思。
1962年，曹靖华出版文集《花》后，送了一本给董老。触景生情，董老拿出这首悼亡词，长叹一声，又写了如下的诗句：
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洁比水仙幽比兰，梅花暗动骨弥坚。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唯形象，愿否同合喻续篇。竹叶青青不肯黄——董必武的战地姻缘
董必武的第二任妻子是陈碧英。他们是在反围剿时期结下的战地姻缘。
1931年，董必武从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毕业回国，原想回到他熟悉的鄂豫皖苏区，因参加党的“一大”和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时同张国焘共过事，深知其人，明确表示说：“张国焘善于耍手段，作风不正。他在鄂豫皖苏区，我愿意到中央苏区。”9月，董必武辗转来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分配在叶剑英任校长的中央红军学校工作。
不久，由于气候和水土不适，董必武得了“摆子”（疟疾），发寒发热，病情十分严重。地方组织安排了一名叫陈碧英的姑娘照料董老。当时医疗条件和营养条件都极差，董必武差点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在陈碧英的悉心照料下，直到冬季，董必武的病情才见好转。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去给学员讲课。他博学多才，讲课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陈碧英有文化，聪颖而美丽，跟董老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她对董老的感情也由敬到爱。鉴于董老工作的需要和身体原因，组织出面牵线，没有举行仪式，他们住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互帮互学，这对老少夫妻渡过了一段舒心恩爱的时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由于当时中央路线斗争复杂，加上董老爱憎分明的性格，他受到排挤和歧视。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有蔡畅、贺子珍、谢觉哉等人。董必武却被安排到卫生部妇女队当队长，这样，他就没有资格带家属了。还另有一种说法，据董楚青的公公张汝光和婆婆何曼秋回忆说：那时规定身体不好的一般干部家属不能随军长征，身体的好坏又没个统一标准，就过秤，凡体重不足一百斤的人就视为身体不好。有的家属猛喝水，有的家属衣袋里装石子，都过关了。陈碧英和董老都不愿做手脚，陈碧英一秤是99斤，就不能随军了。
董必武拉着陈碧英的手说：“留下来一样革命嘛，不要伤心！”
陈碧英知道董老原则性很强，睁着泪水涟涟的大眼望着董老，说：“我送送您总可以吧！”
妇女队出发了。董老工作认真，顾不上陈碧英，只有等到队员短暂休息时，夫妻俩才相依相偎倾诉衷肠。董老多次劝阻，让陈碧英在追敌未到时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躲再说。陈碧英坚决要送，送了三天三夜。董必武坚决不要她送了，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还是回去吧！”
陈碧英这才依依不舍地站住了，解下系在腰上的手电筒递给董老，说：“您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留心啊！”说着陈碧英突然抱住丈夫，在他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转身飞快地跑了。董必武望着她的身影远去，抹一把脸上的泪水，把手电筒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带领队伍继续前进。
长征途中，电池很快就用完了，董必武却一直把空电筒留在身上。部队到达黎平后，毛泽东站出来替董必武鸣不平，董必武才被调到干休连任党支部书记。
何长工是干休连警卫队队长，紧张的行军途中，他看到“革命四老”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于是一声令下：“烧书！”董老一听就表示：“服从命令。”徐特立老人却说：“谁要烧我的书我就和他拼命！”年轻气盛的何长工听徐老这样说，硬要烧他的书。董必武说：“长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书先拿去烧了。我的马可以驮一些徐老的书。另外，你和警卫队的战士们商量一下，每个战士帮助徐老背几本书。你看这样行不行？”一捆捆、一袋袋，视书如命的董必武却不得不烧掉自己的书。
1937年1月，51岁的董必武终于来到了延安。因多年得不到陈碧英的消息，人们都认为陈碧英已离开人世，经李坚真同志介绍，董必武和原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的四川姑娘何莲芝相识，结成终身伴侣。何莲芝在替董老整理行装时，发现行李中一扎扎新旧夹杂的布条和一个锈蚀的手电筒，她很奇怪地问：“行军那么艰难，听说你把书都烧了，怎么还背着这些没用的东西？”
董老解释说：“破布条子是捆鞋用的。别人会打草鞋我不会，鞋帮坏了就把鞋底捆在脚上；鞋完全坏了，不能捆了，捡别人扔了的破鞋捆在脚上走路。”“那么这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为什么不扔掉呢？”董必武接过手电筒，端详一阵，说：“留着吧，这是我从江西撤退时一个战友送的！”
胡宗南进犯延安，撤离时，锈手电筒被何莲芝“精筒”掉了。董必武知道后，从不发脾气的他“借故”冲何莲芝发了一通火。
革命胜利后，生活安定下来，董必武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对何莲芝讲了，夫妻俩多次托江西的同志查询陈碧英的下落，都没有消息。为寄托深情的怀念，夫妻俩在给爱女取名时，以“楚”代表湖北老家的结发妻子黄俊贞；碧为青玉，取“青”代表陈碧英，给女儿取名楚青。
何莲芝夫人后来也常对女儿讲起两位妈妈的故事，直到逝世前不久，她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掉那把手电筒啊！”
1952年春天，董必武得了肺炎，高烧卧床不起。卧室的窗外是一丛翠竹，她们在微风里浅吟低唱，在阳光下刚劲有节，在月光下又清秀阿娜。触景生情，董必武挣扎着起床，挥笔赋诗一首：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诗里寄托了董老对结发妻子的深切怀念，并向她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董老是位诗人，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生前散步时呤哦最多的是这首诗，他练字写得最多的也是这首诗。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说：“爸爸共写诗一千几百首，一读而不能忘的，我觉得是这一首！” 董老的第三任妻子是何莲芝。
何莲芝，四川太平（今万源）丝罗乡人。1905年，何莲芝出生。
193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她曾任万源县游击队长、中共万源县委妇女部长，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莲芝相继担任政务院（即国务院）法治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秘书，协助董必武处理了大量日常工作。
1952年春，董必武得了肺炎，卧床高烧不起。卧室的窗外是一丛翠竹，触景生情的董必武，挣扎着起来，挥笔赋诗一首《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诗里寄托了董老对两位妻子的怀念，并向她们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以此来告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1980年，何莲芝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不久，她还后悔地说：“我不该扔掉那把手电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