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巢人范增:居巢人范增文言文

05-29
居巢人范增

居巢人范增(居巢人范增文言文)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项羽称呼范增为“亚父”,意思是将范增视为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尊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范增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露面,是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项会薛计事之际,“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计好奇计,乃往说项梁……”。在这里,司马迁只交代了范增的籍贯、年龄,未言明其字(古人依惯例者有字),《集解》《索隐》《正义》对此也都未加考注。


及至鸿门坐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对于这里突然冒出的“亚父”,《集解》引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推源考流,项羽尊事范增为“亚父”的说法,就是源于此。可是我们细加考察,却发现如淳的解注是根本错误的。

单独释“亚”为“次”,未尝不对,但如淳据此而断“亚父”意为“尊敬之次父”,并援引“犹管仲为仲父”,这是不能服人的。我们先看管仲被称为“仲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释名·释亲释》谓:“父之兄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癸也。”可见仲父之“仲”有“中”“次”含意,是由于把仲父置于家族血亲系统中而确定其地位的缘故。


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但二人仅是一种亲密的君臣关系,并无血亲关系,所以桓公口中的“仲父”已大不同于家族辈分的“仲父”,它只是一种称呼的方式而已。我们知道,管仲名夷吾,“仲”是行辈而作字用,“仲父”之谓是古人在字后加“父”的称呼方式。按照如淳的逻辑,管仲被称为仲父,那么只有“范亚”才同样地被称为要父,“亚”应是表示表记符号的“字”,何以“亚”有“次”意呢?

再看如淳是怎样误解了“仲父”的“父”。《谷梁传·隐公元年》:“公及仪父盟于昧。”注曰:“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集解》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康熙字典》引《广韵》:“父,男子之美称也。”


足见用于字加“父”这种称呼中的“父”,并不表示血亲关系,而是对成年男子的一种普通称呼,有时可写成傅,或甫、夫。当然“父”也可以表示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如《诗·大雅》“维师尚父”,笺曰:“尚父,吕望也,尊称也。”但即使承认“仲父”“亚父”是一种尊称,也不能像如淳那样训解成“次父”,把有作尊称符号的“父”混同为父亲、伯父、仲父等表示血亲关系的“父”。

除了上引师尚父(吕望字尚)、邾仪父(仪是邾氏之字)、管仲父外,常见的用“字十父”称呼的还有:孔了被称为尼父(孔丘字仲尼)、秦昭襄王称范睢为叔父(范睢字叔)、吕不韦号称仲父(仲亦是吕不韦之字),再就是范增称亚父了。


《康熙字典》对此有过总结:“父,男子之美称也,诗大雅‘维师尚父’,笺曰‘尚父,吕望也,尊称焉’。按管仲称仲父,孔子称尼父,范增称亚父,皆仿此。”

至此可以说,“亚父”同是“字十父”的称呼方式,“亚”只能是范增的“字”。

《资治通鉴》两汉部分的主修人刘攽其实早已指出过:“仲父自是管仲之字,亚父亦增字。”但这里的“父”是不应算在字的范围内的,另据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往注考证校补》,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刊行的《史记集解》本。将“亚父受玉斗置之地”中的“父”换成了“夫”字。这证明如淳释“亚父”为“次父”是错误的。


也正因为称范增为“亚父”是一种普遍的称呼方式,所以不独项羽一人才能口称“亚父”,刘邦、陈平等都直呼范增为“亚父”,如刘邦逃离鸿门宴时对张良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陈平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甚至汉营侍卒也说:“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

司马迁对“亚父”词也是单独使用,从来没有把它与项羽连到一起构成“项羽之亚父”的语法结构,如《高祖本纪》:“亚父劝项羽击沛公”,“于是项羽乃疑亚父”,在所有《史记》篇中都是如此使用“亚父”来指范增。但对“季父”的使用却不同,总是“项羽之季父”结构,如“项籍者,下相人也……其季父项梁”“楚左尹项伯者,下相人也……其季父项梁”“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这就从语法角度反证了“亚父”不是项羽的“次父”,它只是对范增的一般称呼而已。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从整个句式看,这是司马迁用插叙手法来补充交代范增之字,后人曲解“亚父”,则是误会了太史公的史笔。

参考:1.《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陈丞相世家》

3.《辞海》

4.《康熙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