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变”二句，是引用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话，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篇》。大意为：文学的变化会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文心雕龙》一共50篇，《时序》一篇是专门讲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的。在本篇中，刘勰详细地追溯了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与时俱变的情况：他指出，唐虞时代歌谣的质朴无华、心乐声泰，是当时社会“政阜民暇”的写照；战国时期文章恣肆奇诡，是适应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纵横雄辩之风。
汉代辞赋争奇斗艳，是当时社会上层“润色鸿业”的政治要求的体现；汉末建安诸子，作品往往“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当时社会动荡，“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反映；晋以来文学内容空泛乏味，“篇体清淡”，与当时社会清玄风气的流行极有关系。
从文学史上的这些生动的例证出发，刘勰总结出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概而言之，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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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认识，在我国整个文学思想史中是一脉相承的。先秦的《礼记·乐记》在总结乐歌的历史变化情况时就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意谓：乐歌之情调是时代的反映，治世之音乐安详和乐，缘于时代清平、政治和顺；乱世之音乐悲哀怨愤，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乖戾无道，百姓困苦。这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
魏晋时阮籍在《乐论》中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直接提出“礼以变俱，乐与时化”的论断。其后的魏收提出“文之为用，其来日久，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孔颖达提出“诗迹所用，随运而移”；欧阳修讲“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
这些都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俱变的规律。后来，明代的李东阳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乎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
当时文人中有一股泥古的风气，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一位对抗复古逆流的英雄，而他也正是立足于“文随时变”之理来反击泥古之风的：“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貌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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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