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钱孙理
把支付的方式简单的分类，可以发现，当你花钱时，可以花自己的钱，也可以花别人的钱，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些可能性用不同的排列方式组织起来，可以得出四类结果。
第一类，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这时你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买到性价比高的商品。你的消费行为理性，克制，分毫毕较。
第二类，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比如说送亲人礼物或为了办事情给人送礼。这时你还是会省钱，但是你不会像在第一类情况中那样计较性价比，而是更多考虑收礼者的喜好。对于感情上亲密的亲朋，你要用自己的钱投其所好，买他们舍不得花自己的钱去消费的东西，比如说你父亲舍不得买劳力士，你就送他一块。为了办事情给别人送礼，例如甲方，领导，同事，你的目的是要让收礼者认可你愿意为他付出的最大价值，而一切礼品在对方的心理上都会接受二次估值，在收礼者心中，你送的礼物可能遭遇升值，也可能遭遇贬值，这时从送礼的资金效率上考虑，你就应该大大方方送他现金，这样收礼者就可以直接花钱来满足自己的喜好。
第三类，你为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商务出差，商务宴请等公司或合作伙伴提供报销的支付行为。这时你没有省钱的愿望，你会更看重性价比。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就是公司愿意为你购买头等舱机票，你还是会花精力挑选最适合自己出行的时间。
第四类，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最贴合这个支付模式的就是政府福利，当地的政府申请到国家基金用来投入给当地的企业。在大集团内部，部门主管为自己的部门申请到经费也属于这类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个人利益与这一支付不存在任何关系的话，你既不想省钱，也不想花费精力选择最优性价比。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你的个人利益还是与这笔支付的方式方法息息相关，所以你还是会尽力去选择最优性价比。例如在公司里部门主管申请到一笔招聘经费，他一定会去招对他最忠心的人。值得警惕的是，在支付负责人与支付接收方的利益存在冲突时，你作为支付负责人，往往会牺牲支付提供方，和支付接收方的利益，比如说部门主管用公司给的经费本应招聘一位提高销售业绩的专家，他却招聘了一位长相好看的秘书，并且要求这位秘书只做自己派给她的工作。
不管是政府福利还是企业福利，都可以被归纳到第三类和第四类范畴，这就是政府开支和企业管理销售成本往往居高不下的原因。
职业经理人，是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上，决定如何去花老板的钱。而聘用职业经理人的老板，聘用职业经理人是决定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这样，老板聘用职业经理人去执行项目，这一活动在职业经理人的立场上属于第三类行为，而在老板立场上属于第一类行为。许多情况下，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理念，操作方法，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并不是来源于工作背景或性格不同等原因，而是在支付立场上所处的位置天然的决定了他们会发生系统性冲突。
支付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可以完美的解释很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现象。
比如说南美洲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落。南美洲很多国家脱离军阀独裁统治后，选择全盘西化，照搬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结果是政府支付完全落入第三类情况，官僚们高举为群众谋福利的旗帜，通过花所有纳税人的钱，来中饱自己和亲属的私囊，当政府资不抵债时，就只能选择央行开闸放水，货币贬值强制全民买单，少数人造的孽，导致多数人来偿。
希腊则是明显受到了第四类开支的严重腐化。希腊的政治生态与其说是民主制，还不如说是乡党制更为贴切，每一个政党候选人在乡党的支持下上台后，屁股只要一坐到拥有无限支付权的位置上，就感到自己具有翻雨覆雨的权利，而支持他上位的乡党就像嗷嗷待哺的雏鸟，早已放弃了靠努力工作谋生的独立自主能力，每天专注做的事情就是逼着自己选举上的领导把全国人民的钱回馈到自己身上。对于希腊来说，这种支付结构不只是为货币经济造成短暂的创伤，更是腐蚀了希腊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须的道德结构。
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中国，支付方经济学可以完美解释互联网经济泡沫这一现象。一句形容具有中国特色互联网经济的话是这样说的，羊毛出在猪身上，狗来买单，这指的是企业并不想通过自身造血来获得利润，而是依靠不断的融资获得扩张所需的现金。在这一模式中，创业公司自己作为支付决定方，投资人作为支付提供方，广大消费者做为支付接收方，客观来说，作为支付接受方的消费者确实享受到了实惠，比如说一分钱洗车，800块买小米手机，但是消费者享受到的这些消费的提升，与造就这些提升所支付的巨大成本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互联网并没有遵循经济学的完全竞争规律，也就是在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时整个市场实现最高效率，而是在玩一个自我催眠，靠透支未来收益来吹大现有泡泡的骗钱游戏。善于思考的人会问道，那这些创业公司的投资人为什么要做这些赔钱的傻事呢？因为这个游戏看上去是做为支付决定方的创业公司为自己发了高薪，做为支付接收方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亏本的就是做为支付提供方的投资人啊。答案就是这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游戏，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场景一样，在更上游的游戏中，投资人做为投资公司的管理者变成了支付决定方，创业公司变成了受惠的支付接收方，而投资公司的股东则扮演了支付提供方的角色。这时善于思考的人又会问道，那这些投资公司的股东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赔钱的傻事呢？答案就是为了增值套现啊，公司上市啊，股票飞涨后套现啊。泡沫，就是这样形成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在某一个环节得到扮演支付决定方的机会，他们都深信自己是最聪明的，是最可以实现全身而退的。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拿别人钱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所有的公司创始人和项目负责人都在设法为自己搞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也是十分强烈的，尤其是在黑吃黑，老千骗老千的环境中，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话，亏了钱也只能牙齿落了和血吞，自认技不如人，直接的揭黑和反抗只会使自己被踢出圈子，永无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资本和创业江湖的现状。
当人们都试图把别人的钱纳入自己腰包的时候，就会产生两大经济发展的阻碍，首先，就是玩家，掮客，气功大师，PPT骗子比真正低头干事的人更容易拿到资本，而这类人拿到资本后不是增强生产力以推动市场进步，而是投入到人际资源上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市场上的优势，因为政治上的优势可以巩固自己作为支付决定方的角色扮演。其次，在这一“拿别人的钱自己花”的游戏中，游戏规则的设计就是让所有参与方都受损。因为，人们为了拿到别人的100块，认为自己先花上自己的100块也是值得的，当所有参与这一游戏的聪明人都是抱着同一观点的时候，结局就是众骗相争，皆受其害，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都花掉了自己的100块，但没有一个人拿到对方的100块。最近王健林，孙宏斌和贾跃亭霸占了商业新闻的头条，万达，乐视，融创所做的一系列交易产生了“孙宏斌轮”这样的专业投资术语，也塑造了“赵钱孙理，玩毕归赵”这样凸显汉语博大精深的段子，我们暂且不讨论“赵家人”这一题目宏达的术语，只谈如何用支付方经济学去讨论三家公司的交易行为。一句话总结，就是不要把这三家公司分解成孤立的个体，这三家公司合在一起，就是支付决定方，而国家是支付提供方，老百姓是支付接收方，国家的钱在这三家公司以及复星，佳兆业等玩家手里转了转，结果越转越少，入不敷出，这时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像三个溺水的人一样，总要有一个人当垫板支持另外两个人去探出水面呼吸，之后在不断轮流换气，王健林，孙宏斌，贾跃亭的交易就是如此，三者的总负债是一样的，三者交易来交易去无非就是一方在一定时间内承担另外两者的负债，维持整个游戏不会崩盘，游戏一旦崩盘的话，三者和三者背后的老板都是血本无归，为了推迟血本无归这一天的到来，就只能饮鸩止渴，以毒攻毒，以债抵债。令人感叹的是，我们换了种更高阶的玩法，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后，却发现自己和哥伦比亚与希腊在同一桌上打麻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