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的核心内容与“走资派”概念的形成:图

二十三条

原标题： 《二十三条》的核心内容与“走资派”概念的形成（图）

【农村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

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自然同时抓紧国内的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部署。

正像他一贯的思路那样，他从来特别重视农村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

七千人大会前后，伴随着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村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各种被毛泽东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与部分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等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斗争还反映到党内，包括反映到党内上层，所以毛泽东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毛泽东认为，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问题，他在政治思想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失去最基本的阵地。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发出了警醒的声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不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如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是毛泽东从农村阶级斗争出发做出的有关党的基本路线的纲领性讲话。这段讲话表现出毛泽东对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已经有了高度的警觉。中国改变颜色的危险，仿佛就矗立在面前。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样做了重要指示，指出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一个相当全面的概括。如果将这一概括同《五·七指示》联系在一起阅读，就能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什么程度上有其政治可行性，在什么程度上又根源于他深厚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在这个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共产党内，这样的指示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5月20日，他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向全党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

在“十条”中，他指出了中国当时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情况，提出了在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了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为“十条”的开头，就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十条”的制定，使得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和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自然相互联系。

随后不久，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中共中央在这封《建议》中尖锐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紧接着，在6月的一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应该说，毛泽东对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并开始泛滥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国农村，有效地领导了一场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名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对于这场斗争，全党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要插曲，倒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因为这个插曲与刘少奇相关。

1963年11月－1964年4月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这里推出了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典型的“桃园经验”。

与这个“桃园经验”相联系的，1964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这些论调后来被毛泽东批判为形“左”实右的代表性语言。

在1964年期间，刘少奇在其他一些报告及讲话中，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有过类似的描述。认为农村中严重“四不清”的干部不少于三分之一，主张工作队进村后，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搞“扎根串连”，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些都在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的典型语言。

他还特别强调多吃多占的干部经济退赔的重要性。这也被后来的大批判说成是不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

正是在刘少奇的主持及影响下，中共中央在同年9月10日又推出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个十条，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后十条”在后来被定为“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

应该说，刘少奇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系列讲话及这个“后十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别样的紧张。在这个所谓形“左”路线的指导下，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反而处在了不够有利的位置。用扎根串连的方式、秘密工作的方式调查情况，展开阶级斗争，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共产党人在农村高度领导权的自信。

这无疑是一个并不得力的方针路线。在这个插曲中，我们无须牵强地附会刘少奇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之命题。

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一方面依然表现为和毛泽东一样同是共产党人，同是从共产党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又有很大的区别，刘少奇还并不是像毛泽东这样真正从中国农村文化、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毛泽东无疑比他更了解农民，更相信农民，更不怕农民，更表现出在领导农民问题上的大得多的坦然与自信。从共产党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课题本身而言，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路线无疑显得比刘少奇高明。

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此时的根本差别。根本的差别是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倾向。

面对党内刘少奇这样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于1月14日发布了。这是毛泽东指导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完备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他批判和“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原则，那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在这里，我们才看到把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定为形“左”实右的真正含义。

客观地说，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的路线确有“左”的倾向（这“左”的倾向其实来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奠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毛泽东把它定为形“左”而实右时，不过是把刘少奇的经济务实主义与修正主义路线及资本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也是根本对立于刘少奇的东西，它既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结论，也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原则。 可以说，《二十三条》既是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发展结果，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是一个承下启下的纲领性文件。（——摘自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