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简介:郑和简介资料

05-29
郑和简介

郑和简介(郑和简介资料)

公元1405年,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郑和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在28年中七下西洋,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舰队,先后到达了红海口的亚丁)、、红海内的天方(麦加)、阿拉伯海的祖法儿,东非洲的麻林、木骨都束、剌撒,全程走完了亚洲到红海、东非航线。在中国航海史、对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所谓下西洋,泛指南洋、印度洋一带,具体说,就是明朝人口中“那没黎洋”,就是如今的印度洋海域。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航海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舰队。有六十三艘大型海船,搭乘着“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名,监承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船舱里,除了必需的补给物资,还有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郑和舰队从苏州起航直抵福建,然后从五虎门驶进了太平洋深处。一场大航海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次下西洋,历时约两年。此后,郑和先后六次下西洋,其大致时间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

第二次: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七年(公元1409年)夏

第三次: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十一月——九年(公元1411年)六月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十一月——十三年(公元1415年)七月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五月——十七(公元1419年)年七月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秋——二十年(公元1422年)八月

第七次: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十二月——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

从郑和下西洋的频率可以看出,永乐皇帝对远航活动十分重视,那么永乐皇帝为什么多次派遣巨型舰队下西洋呢?

关于这一问题,《明史•郑和传》中的说法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棣在政治上极成熟,他会多次派遣舰队远赴海外寻找建文帝踪迹吗?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不过即使有,也只占小部分原因。

炫耀武力、宣示中国富强也有一定说服力。朱棣通过靖难夺了皇位,合法性颇受质疑,他需要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来树立自己的天子形象。只是,一次两次就够了,为什么持续近二十年频繁的下西洋呢?显然,郑和下西洋还有更深层次的动因。

整个明朝,一直面对着北虏南倭的压力,其中北虏的威胁更大,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敌人,朱棣需要发展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除了陆上邻国越南,明朝在南方没有发动任何战争。除了战略安全,下西洋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大规模远航很有赚头。这个后面再提。

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统领这支无敌舰队呢?这要从郑和的特殊经历说起。郑和,原本姓马,是云南昆明人,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明军攻破云南后,他被俘成为宦官,到了朱棣身边。“靖难之役”中,他在军事上多有功勋,所以赐姓为郑。永乐皇帝知道他通兵法,晓文墨,又是伊斯兰教、佛教的信徒,而且仪表堂堂,高大魁梧,术士袁忠彻又对他赞不绝口,所以决定由他带队下西洋。


事实证明了永乐的眼光。七下西洋中,舰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两次是打击沿途的海盗。凭借强大的军力和丰富的战阵经验,郑和每次都能迅速击败对手。

郑和的舰队是为和平而来,却不会怯为中国利益而战。在和锡兰国王烈苦柰儿的战斗中,锡兰先是诱骗郑和及随从人员上岸,接着五万大军攻击了舰队,还有人攻击了郑和的卫队。郑和手下的二千精锐不退反进,猛攻王城,将烈苦柰儿及其妻子捉拿归案,回国交给永乐帝处理。

永乐皇帝“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下诏废掉烈苦柰儿王位,另立耶乃巴为新国王。等于掌握了锡兰的统治权,加上在满剌加和旧港设立的“官厂”, 明帝国已经掌控了东南亚海域和陆地,假如北方的威胁得到解决,新加坡、斯里兰卡也许就是“自古以来”了呢。

不幸的是,永乐皇帝在1424年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他死以后,从皇帝到大臣都缺少了进取之心,不但北方战线收缩到长城附近,不再主动出击;而且对下西洋不再热心,宣德五年的远行结束以后,国家再没有组织力量进行远航。


文臣们搬出太祖祖训,将下西洋视作“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的举动,坚决要求执行“海禁”政策,非但烧掉了海图,还让舰队烂在港口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下西洋真的是劳民伤财之举吗?

朱元璋称帝时,海上有倭寇和方国珍残余力量的威胁,但国力疲敝无法支持主动清剿,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实施海禁。朱棣即位以后,通过下西洋,明军对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打击,基本遏制了海盗倭寇对沿海的袭扰。

至于财政支出无法负担,同样站不住脚。舰队船只总造价约为白银五十四万七千两,远比想象的要低。永乐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包括银两和实物。单单银两每年就有750万两进项,即使算是船只的维修养护,加上船上的两万多人一千多两的差旅费,也不算是多重的负担。而且,永乐一超,大工程很多,修大典、征漠北、平交阯、疏浚运河、五征蒙古、营建北京,哪个不比下西洋花的多,因此下西洋远远谈不上耗尽国库。

而且,如此之多的工程,非但没有让财政陷入困境,反而是国库充盈。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说:

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与之相对照的是,基本停止下西洋的 “仁宣之治”,却陷入了财政困难。试想,没有下西洋带来的巨额收入,永乐帝怎么可能办大事,又怎么可能做到府库充盈?

下西洋之所以引起大部分文臣的反对,是因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宋元两朝,海外贸易非常发达,但是私人海商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逃税,国家获利甚少。元代更是因为过度重视商业,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产量降低,结果不到一百年就灭亡。

鉴于这一教训,朱元璋对商业有所抑制。朱棣认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将海贸官营化,同时限制私人海贸。概括来说,这是一个士大夫大亏钱,国家财政小亏钱,皇家大赚钱的政策。


当时东南沿海已经有了不少从事海外贸易的豪族,不少官员的家族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不会支持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大部分收入流入了宫廷,没有进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而政府却要负担着供养舰队的开支,这一点很难让官员们满意。

因此,这项为帝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政策最终被废弃。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在第七次航行中,郑和病逝于古里(印度卡利卡特),归国后葬于南京牛首山麓。而他的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还要等到四百年以后才被中国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