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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戒_《受戒》主要内容及点评

汪曾祺受戒

汪曾祺《受戒》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

1.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干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北京市剧协理事。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戏剧剧本《沙家浜》、《大劈棺》,台湾版作品集《茱萸集》、《寂寞与温暖》,文论集《晚翠文谈》,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文集》(5卷),《汪曾祺全集》(8卷)。

2.主题思想

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言“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受戒》营造了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宛若梦境的“桃花源”,通过描写生活在其中的一对小儿女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赞颂了尘世间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庵赵庄,以赵姓人家多和庄内有座“荸荠庵”而得名。小说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真的初恋故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门净地“荸荠庵”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人间的烟火弥漫在寺宇内外。作品并没有着力于描述宗教对人性的异化过程或结果,而是以幽默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宗教环境中世俗化的一面: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荸荠庵”里没有神秘玄的气氛,也没有枯寂虔诚的膜拜,更没有道貌岸然的清规戒律。庵内的和尚学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就可以混口饭吃,可以攒钱,可以娶妻,可以斗纸牌、搓麻将、吃水烟。而且和尚们吃肉也不避人,过年时还会在大殿上杀猪。在这里,无所谓清规,甚至连这两个字都无人提起。不独是荸荠庵如此,城里的所谓佛门净地善因寺,也与世俗红尘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充满了人间的情趣和生机,比如善因寺住持自己有一个十九岁的老婆;虽然和尚们吃斋时如果发出声音会被监寺惩戒,但其实他并不是真打人,只是做个样子。总之,在这个旧社会的江南水乡,当和尚不过是谋一个“管饭”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与种地、画画、弹棉花等行当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平等自由的谋生职业。

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描述了一个温情浓郁的人性世界。佛教中超然出世的生活原则,在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化作了叙述者对宗教人生的善意的嘲讽和戏谑,而积极入世的生活理想,则与作者所提倡的市民意识紧密相联,突出了民间文化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底蕴。正是在这种世界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才变得顺理成章,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阻力。

作品表现他们的爱情时,既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也没有写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而是让人物植根于平凡的生活沃土,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劳动一起嬉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朦胧的爱情。这种清新纯洁的爱情,呈现出人性中健康、美好、天真的一面。

3.作品影响

上承京派小说文脉的《受戒》,曾获得《北京文学》评选的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奖(《北京文学》每年评选的获奖作品分为“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两种) 。尽管由于题材、风格“另类”,在《受戒》问世的当年主流评论界保持沉默,但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个公社书记对汪曾祺说,他们公社开会时有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时间证明,《受戒》及其后汪曾祺发表的一系列作品跳出了1949年以后文学界主流关注“宏大主题”、“宏大叙事”的藩篱,侧重于关注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讴歌人情人性之美,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小说的新格局,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14年,为纪念汪曾祺诞辰94周年,高邮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台联合推出的微电影《受戒》。

4.作品评价

作家阿城:“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旧杂志……忽然翻到80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作家李锐: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一次文体的 自觉。汪曾祺先生用汉语完美、生动地表达了 丰富深刻的文学命题,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一 定非要托尔斯泰化,不一定非得变成卡夫卡。

汪曾祺《受戒》的内容概括。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明海的少年出家并受戒的故事。明海生活在庵赵庄这个偏僻而平凡的村子,他的舅舅让他出家当和尚,但“当和尚”在庵赵庄只是件普通的事情。

和尚们可以喝酒吃肉,谈论女人,唱“黄调子”,受了戒明海还答应要娶青梅竹马的小英子为妻。可以说,“当和尚”只是份差事,而“受戒”也只是一个幌子。

但故事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纯洁的感情,汪曾祺淡雅平和的语句,让读者无法对这种现象加以抨击批判。汪曾祺抛却了以往知识分子对虚伪丑恶的讨伐,而以客观的态度包容了这种民间文化,这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点。

扩展资料

《受戒》创作背景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

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

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除了和尚庙、庵赵庄中诸人都有生活原型外,他还把祖母擅长剪花样的生活细节嫁接到了小说人物赵大娘身上。

《受戒》完成后,由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汪曾祺一开始并不奢望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会上杨毓珉偶尔谈到了《受戒》,说小说写得很美但恐难以发表。

在场的《北京文艺》负责人李清泉听后很感兴趣,遂问汪曾祺要稿子。8月,汪曾祺把定稿转给李清泉并附了一份短柬,提到发表它是要有一些胆量的。

尽管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思潮还心有余悸,但李清泉力排异议,于《北京文学》第10期(从该期起《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受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受戒

汪曾祺《受戒》的写作背景?

作者汪曾祺在本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简单的"注脚"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次本文"。"次本文"也可以称为"第二本文",是与"正式本文"("正文")平行存在的、对其进行"解构"说明的另一本文。正如《狂人日记》序言(以文言写成)对于"正文"(以白话写成)是一个"次本文"一样,汪曾祺在"正文"之后的这一说明,实际上"解构"了本文所提供的可能解释或表述。这一"次本文"意味着:本文所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只是真实作者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一个"理想国"),它或许存在过,但已经永逝不复返了。1980年的作者在"当下"借助语言构筑的这一"话语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的操练,试图"复活过去"、"重返旧时光"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次本文"也可能说明了真实作者跟当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马克·吐温梦想成为一名水手一样,梦想追寻一种理想意境中的人们的生活。然而,梦既无从寻觅,唯有诉诸语言的想象才可能是真实的,于是《受戒》这一文本的产生,其全部用意似乎都在于圆满作者的那一个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它只是一个“梦”,一个作者精心策划的“梦”,一个读者百听不厌的“梦”。梦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黑暗的社会制度。那梦里只有最纯真的少女,最简单的生活和最美好的爱情。它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极负有人性美的文章——《受戒》。
仔细地品味这篇文章,在最为平凡的生活中,在轻描淡写的故事中衬托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这篇文章正是以最平凡的人物表现出人间最不平凡的人性美。
人无论在什么年代,战争或和平都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那复杂的关系,正是这样,作者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勾勒出人性美的光辉,说明人性美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意味着脱离世俗红尘,然而这篇文章却以“荸荠庵”里那些该受戒的和尚的不合常理的生活,以及“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向世人证明了一点“人性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爱是人性的甘露,滋润了干涸的心灵。小英子与明海之间那真诚的感情令人回味。小英子——一个整天叽叽喳喳像个“喜鹊”的活泼,可爱,质朴的姑娘。情窦初开的她最喜欢“崴荸荠”,因为那样“她可以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去体会爱情,而小明子呢?一个英俊、宽厚、淳朴的少年,为了小杏子放弃了“云游挂撘”的机会,是因为真挚的感情。
世界因为有美好的人性变得多姿多彩,而《受戒》正是因为体现了人性没的光辉变成了一部不朽的佳作!~~~~~~~~

急求对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主题及内容的理解

《受戒》是一篇饱含诗情的小说,表现的是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

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在家叫小明子,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出和尚。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不仅出家的目的是世俗的,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如此,充满了尘世的气氛。荸荠庵的小和尚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中,大概只有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明子的舅舅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夫妻俩在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小日子。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会“飞铙”,还长于唱山歌小调。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可那欢快的场面更像是人生的舞蹈。有时,“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小英子一家4口人,尽管性格不同,但都禀承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小英子热情泼辣,心灵手巧,热爱劳动。她和常往她家跑的明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海会画花,小英子就把它们绣出来。他们共同劳动,一起薅草,车水,“扌歪”荸荠随着岁月流逝,春去秋来,他们的心田里渐渐长出了爱情的苗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作品中两个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具体的联结就是明海的行动;不仅如此,两个部分还互相印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令人想起《诗经》和古代乐府中那些欢快的民歌。这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参考资料:

汪曾祺的《受戒》在新时期文学中具有哪些历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 《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始状态中寻找人性的对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诱发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寻根小说的产生,对寻根文学“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启发意味。当然他们走得更远,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从钟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中,都可以寻找到一点汪曾祺的痕迹,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间”虽然是一个离开今天有一定距离的民间,但毕竟还是一个今人所熟悉的实体,而寻根作家寻得的民间却是已带有非本土特征的观念意义上的民间。

  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派文学具有先导意义。“传统/现代”、“中/西”的冲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联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对现代小说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理论思考及大胆实践。

  汪曾祺的现代性因素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他对传统语言观、小说叙事风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语言意识的作家,对新时期现代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是他的“语言游戏”和“近似随笔”的写法。汪曾祺极力主张打破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并将这种理念融汇到他的创作中去。汪曾祺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消解故事情节,强调小说氛围营造,推崇客观原则,以及作者与读者同构的美学观,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成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先锋人物。汪曾祺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将语言由工具论提升到本体论。如果说汪曾祺对小说语言文化性的探寻还只是实现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话,那么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次彻底性的颠覆。作为这种颠覆的直接标志就是“先锋文学”的产生。马原被认为是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但新时期以来,将小说与游戏最先结合起来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新时期。虽然“先锋文学”主要受国外“横向移植”的影响,受汪曾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充当了先锋文学的肇始者和开山人,其给予“先锋文学”的点化和启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的“语言游戏”开辟了一个文学新时代。

  汪曾祺强调“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我们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学的打通工作”,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沟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工作。他自己就是这种打通工作的倡导者、实践者。汪曾祺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坚持20世纪的文学应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但他不赞成中国有所谓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新时期一些小说家借鉴了“荒诞”、“新写实”、“实验”等观念而意欲完全摈弃传统,这不是明智之举。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标榜传统,也不无度地认同现代,主张应从世界获得文学先锋性的资源,但他强调这种吸纳如不在中国体验中找到结合点,就不能立足存活。汪曾祺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他一再重申:“关于现代派,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办法使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全一样。”汪曾祺对先锋派文学革命的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认识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具有独创性,都无法脱离传统。传统总是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处。作家只有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能使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对传统的态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样持简单的否定方式,而是呼吁复兴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学。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当代作家。和传统文化脱节,在他看来“是开国以后当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达默尔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他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人传统的“复活”与“转化”。“复活”是针对很长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传统的“断裂”而言的,“转化”则是指接受者赋予传统以“当代性”。汪曾祺是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对传统进行了跨时代的打通融汇和借鉴,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总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是经他丰富了内涵的新型的现实主义,新的民族传统,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现代主义小说理想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汪曾祺的现代小说理想是融汇了东西方美学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复出,新时期的文学才真正接通与40年代文学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人把他归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义。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京派作家为参照系,可发现现代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以及他融人自己艺术个性上的重构,大体有如下几点:其一,京派文学作品中凝结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思想,偏重于表现长期凝固在乡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强力和自然的质朴单纯,这在汪曾祺的新时期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此外,我们会发现汪曾祺与沈从文代表风格体现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特点。其三,京派作家使鲁迅开端的抒情写意小说文体走向一个新阶段,汪曾祺将西方文学中纪德、里尔克、阿索林等的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与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说进行融汇,他的小说趋向诗化和散文化,淡化情节结构,融汇传统绘画的技法,注意诗意的建构和意境的营造,把中国抒情小说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这条审美线索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汪曾祺是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钟阿城、何立伟等,在创作上呼应着汪曾祺,使抒情小说在新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综上所述,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种影响又是不自觉的,正如他并不刻意追赶“现代”而具有现代意义。我们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可见庄子、归有光、契诃夫、阿索林、纪德、里尔克、伍尔夫、鲁迅、废名、沈从文等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影子,这使他的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与40年代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继承传统又打破了传统,进行了多元化重构,小说有这样写的吗?一时间争议纷起。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所以说,你根本无法用某一种定义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说,它就是它,无法复制,不可重述。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汪曾祺《受戒》的赏析

源自天性 释放人性--《受戒》赏析

作者:蔡 立 文章来源:lcceo转载 点击数:1739 更新时间:2004-9-21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以及一段纯美得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心甘情愿地深入深陷于那个"出世"的幻境,多捱一刻也好。
《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在恰如其分的背景中,可爱的男女主人公进行着他们的故事,也许你要惊诧于其中对于世俗伦常的背叛,但作者的本意是假设这样一个空间,那么会怎么怎么样,他要带领我们超越伦理道德造成的误区,展示给我们一种过滤了种种尘埃的至纯至性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远离现实,所以弥足珍贵。它告诉人们应该保护向往这种美的能力,这种表达是透过纸面透过文字透过整个简单的故事情节的,省略去掉了一切修饰,剩下和就是追求美的意图。读着这些文字的人们,如何不为其中的执着信仰心神一颤?
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那里的风光最自然亲切,那里的寺庙和农家最悠闲最温馨,那里有人们总是做着最充实最诗意的事情,连和尚都是有人情味的。其中林林总总的关于"放焰口"、"受戒"的细节描写都给人好奇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很贴切地将整篇小说填充得饱满丰富意趣盎然。文中的荸荠庵纪事,以平常人的角度写几个和尚,甚至是以轻喜剧的姿态闯入读者的视线,为故事的顺利展开垫定了基调:作者是用人的天性看世界,用人的感觉来说生活,现实和传统中的宗教戒律和游戏规则是完全不适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
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二)
人对于爱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会因任何环境的束缚而消逝;相反地,只要一点真情的触动,这种人性便会蓬勃地苏醒。无论是未受禁锢的常人,还是消心寡欲的出家人,都拥有着最原始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人正是由于认识到了爱和被爱的美好,才能让自己和别人的世界亮丽多彩起来。相反地,若只有对人对事只有怨恨,他的世界将会漆黑一片。
让我们看看《受戒》里的生活吧:二师父仁海公接师母住在荸荠庵里消夏;三师父仁渡因为要飞铙的绝技而使相好的不止一两个;就连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方丈里藏了一个19岁的小老婆。在这种解放人性、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显得水到渠成,合乎情理了。
1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脚印后,便会心乱了。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和美好的。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初恋的到来,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己的爱。于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了怯懦。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但她并不鲁莽。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她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她深信自己的可爱灵巧一定可以打动明海,她也清楚自己早已对那个漂亮温顺的少年暗暗倾心,于是她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正是这种主动的交流和呼唤,才让她和明海走到了一起。有时候,人与人心灵的交汇就在那么一刹那,错过了那一刹那,恐怕两个人的手永远也不会牵在一起。聪明的小英子用她的果敢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她身上蕴含着的那份至真至纯的人性之善让她获得了生命中最珍贵、最美好的幸福。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
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受戒》主要内容及点评

1、《受戒》主要内容:

庵赵庄有座荸荠庵(实为“菩提庵”,被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庵内和尚们并不恪守戒律,一样过着俗世的日子。

明海在第一次来庵上的的路上认识了小英子,小英子家住在荸荠庵附近,明海老往她家跑。明海会描画,这一技艺令小英子即将出嫁的姐姐着实风光了一回——大英子照他描的画绣出来的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

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薅草、车水、放割稻子、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沙弥尾”,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数天后,小英子又划船把接受过戒的明海回庵赵庄。

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当小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

2、尽管由于题材、风格“另类”,在《受戒》问世的当年主流评论界保持沉默,但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个公社书记对汪曾祺说,他们公社开会时有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

时间证明,《受戒》及其后汪曾祺发表的一系列作品跳出了1949年以后文学界主流关注“宏大主题”、“宏大叙事”的藩篱,侧重于关注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讴歌人情人性之美,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小说的新格局,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4年,为纪念汪曾祺诞辰94周年,高邮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台联合推出的微电影《受戒》。2018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

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

除了和尚庙、庵赵庄中诸人都有生活原型外,他还把祖母擅长剪花样的生活细节嫁接到了小说人物赵大娘身上。

《受戒》完成后,由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汪曾祺一开始并不奢望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会上杨毓珉偶尔谈到了《受戒》,说小说写得很美但恐难以发表。

在场的《北京文艺》负责人李清泉听后很感兴趣,遂问汪曾祺要稿子。8月,汪曾祺把定稿转给李清泉并附了一份短柬,提到发表它是要有一些胆量的。

尽管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思潮还心有余悸,但李清泉力排异议,于《北京文学》第10期(从该期起《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受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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